文献解析｜AFP水平与肝细胞癌（HCC）免疫微环境关系的研究进展

血清甲胎蛋白（AFP），以400纳克/毫升为界，是目前肝细胞癌（HCC）筛查与诊断中使用最为频繁的生物标志物。既往研究表明，AFP阴性的HCC患者（ANHC，AFP<20纳克/毫升）通常预后更佳，相比之下，AFP阳性的患者（APHC，AFP≥20纳克/毫升）则展现出更大的肿瘤直径、更多的血管侵犯以及更晚的BCLC和TNM分期。高AFP水平的HCC样本中，免疫相关通路会发生改变，且AFP对自然杀伤（NK）细胞和T细胞具有体外抑制作用。然而，关于APHC和ANHC患者表型改变的分子和免疫特征的研究仍显不足，肿瘤与微环境间相互作用导致不同表型的机制也尚待明确。

研究进展

2023年6月19日，国家癌症中心与海军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的王红阳与文文团队在Cell Discovery上发表了一篇题为“Multi-dimensional single-cell characterization revealed suppressive immune microenvironment in AFP-positive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”的研究论文。该研究表明，与ANHC相比，APHC中存在抑制性免疫微环境，且SPP1+肿瘤相关巨噬细胞（TAMs）数量更多。SPP1受体CD44在T细胞和肿瘤细胞中高表达，靶向Spp1-Cd44轴可恢复T细胞功能并显著减轻肿瘤负担，因此提出SPP1-CD44轴是APHC治疗中实现更有利免疫应答的潜在靶点。

临床与病理特征分析

为了描绘ANHC和APHC的临床与病理特征，研究人员对两个患者队列进行了探究。一项利用SEER（监测、流行病学和最终结果）数据库的回顾性研究，纳入了55,422名符合条件且有临床记录的患者，其中13,990名为ANHC，41,432名为APHC，约四分之一的患者AFP阴性。与先前报告一致，APHC患者的预后显著较差，无论是否接受手术或辅助治疗，APHC组的中位总生存期均远短于ANHC组（13个月vs48个月）。在东方肝胆医院（EHBH）队列中也观察到类似结果。

分子图谱构建与差异分析

为了构建具有不同血清AFP水平的HCC肿瘤分子图谱，研究人员对HCC样本（ANHC，n=6；APHC，n=6）进行了单细胞RNA测序（scRNA-seq），并以4个ANT作为对照。聚类分析生成了92,762个高质量的HCC单细胞转录组，并划分为9个主要群组和38个亚群。差异分析发现，APHC中抗原呈递相关基因表达上调，而ANHC中代谢酶高表达。基因组变异分析（GSVA）结果显示，APHC中干扰素-γ（IFN-γ）反应以及抗原处理和呈递通路显著富集。进一步分析显示，APHC中T细胞与恶性细胞间的相互作用更为频繁。

免疫细胞特征与功能分析

对52,723个T/NK细胞进行聚类分析，揭示了多种T细胞亚群。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相关基因在APHC中表达量较高，提示APHC可能表现出相对衰竭的抗肿瘤免疫环境。多重免疫组化（IHC）检测、CyTOF分析及单样本基因组富集分析（ssGSEA）均证实APHC中T细胞功能受限。

甲胎蛋白与肿瘤免疫逃避的调控研究

通过小鼠模型和体外功能试验，研究人员发现AFP可调节T细胞功能，促进肿瘤细胞存活。对髓系细胞群的分析显示，APHC中抗炎特征增加，且TAM-SPP1+在APHC中高度富集。SPP1与多种疾病相关，研究人员评估了TAM-SPP1+的生物学功能，发现其吞噬能力较弱，调节淋巴细胞迁移能力有限，但血管生成能力较强。CellPhoneDB分析揭示了SPP1与其他受体的结合情况，其中CD44是SPP1的主要受体，且在APHC恶性细胞中表达。体外实验表明，不同Spp1水平的骨髓衍生巨噬细胞（BMDM）可改变T细胞的转化和功能。

联合治疗策略探索

研究人员进一步探究了通过单抗体阻断Spp1-Cd44轴是否能提高抗Pd-1治疗的疗效。在肿瘤模型中，联合疗法对抑制肿瘤生长具有协同作用，且可导致更高的Ifn-γ+Cd8+T细胞生成。因此，这些结果表明了TAM-SPP1+在促进肿瘤免疫逃逸中的作用，而靶向Spp1-Cd44轴可阻碍这一过程。进一步研究揭示了IL6和TGF-β1信号升高导致了APHC中TAM-SPP1+的富集。